1965年二月，江青奉命赴上海策划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此举标志着她推翻刘少奇图谋的关键性一步。
《海瑞罢官》这一剧本，出自北京市副市长、知名历史学家吴晗之手。该剧的创作灵感源自毛泽东的一次倡议。1959年春四月，毛泽东于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于二号夜晚观赏了湘剧《生死牌》。剧终时，海瑞的形象令他心生感慨。随即，他研读了《明史》中的《海瑞传》，并将之推荐给了彭德怀与周恩来两人阅读。5日会上，针对大跃进以来党内报喜不报忧、不敢讲真话的沉闷现象，毛泽东以海瑞上书直谏嘉靖皇帝的故事为例子，要求大家向海瑞学习，不怕丢官，敢于直言；并提出要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
毛泽东倡议学习海瑞，实为特定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中君主虚心纳谏的一种姿态展现，亦或是对海瑞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的一种映射，恐怕不宜过分解读。正如胡乔木所言，主席提倡大家效仿海瑞，实则是在提醒人们，不宜培养出海瑞式的个性。毛私下对身边人说：谈及海瑞，我深感懊悔。或许若真有海瑞其人，我恐怕难以承受。（李银桥追忆毛泽东：或许真出现了海瑞，我恐怕难以承受——中新网。）数月之后，彭德怀因以身试法而陷入庐山的困境，其间关系恐怕并非毫无干系。
会后，毛泽东讲话精神下传，全国兴起海瑞热。上海近水楼台，行动最先。北京不甘其后。吴晗是明史专家，钱俊瑞和胡乔木先后找到他，请他根据毛意给《人民日报》撰写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欣然受命。不久，吴晗写出《海瑞骂皇帝》，刊于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9月21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论海瑞》等5篇文章。
《论海瑞》问世之际，庐山会议已然落幕。胡乔木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区分左派真海瑞与右派假海瑞的指导思想，据此，吴晗对文章稍作补充与调整，未直接指名道姓，却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将他比喻为“假海瑞”，借此彰显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
随后，吴晗应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的邀请，着手将海瑞的生平事迹改编为京剧。历经一年的艰辛打磨，剧本几经修订，终于在1960年11月完成了《海瑞》的创作。然而，剧本所呈现的仅是海瑞政绩的一隅，而非其一生，因此“海瑞”这一剧名显得不够贴切。在彩排过程中，众人建议删去海瑞被罢官后复职的情节，以罢官作为结局更为合适。吴晗的好友、知名生物学家蔡希陶在阅读剧本后，亦认为应在剧名中添加“罢官”二字，于是在剧本封面的“海瑞”之后挥毫添上了这两个字。吴晗对此表示欣然接受。到了年底，剧本正式更名为《海瑞罢官》。
1961年1月，《海瑞罢官》一文于《北京文艺》杂志亮相，并同步上演。尽管剧场反响与票房预期尚不尽如人意，然而，它却赢得了京剧界及史学界的广泛认可与赞誉。同时，这部作品亦引起了毛泽东的密切关注。“戏演得真好，海瑞真是个好人！《海瑞罢官》这部作品文字也颇具匠心。”
1962年三月上旬，江青提议观赏《海瑞罢官》。（以下简称《海罢》）将演出调至民族文化宫进行两场。不久前，七千人大会才告一段落，会议期间，众多干部将彭德怀比作当世的海瑞，并颇有微词地认为，毛主席与嘉靖帝相似，均缺乏容纳批评的胸怀。江青审阅该剧后，指出其“宣传退田，实则是对人民公社的影射，并鼓吹个体经营。”认为此剧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遂下令终止该剧的进一步演出。（《田耕：探讨《海瑞罢官》导演的视角》）毛泽东接到反馈后，便亲自会见了该剧的主要演员。他对剧本给予了高度评价，而对于江青的言论，则表示并不认同。在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期间，江青再次约谈了中宣部与文化部的四位部长，提议开展批判运动，但部长们对此似乎置若罔闻。江青进而寻求康生的支持，康生虽表示赞同，却提出目前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时机尚不成熟，建议等待经济状况好转，政治议题自会提上日程。
至1964年，鉴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在政治与文艺领域的现实问题看法日益严峻，加之江青的反复进言及康生的鼎力支持，毛泽东的态度随之发生了转变。九月，彭真提出应对吴晗展开批判，但要求不直接点明其名；同时，指示将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共计39部文学艺术资料下发给县级单位，作为批判活动的准备工作。在此之前，全国京剧观摩会演期间，江青已在京城物色了批《海罢》的笔杆子。
据此分析，至1964年5月至6月间，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郑重地向党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若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该如何应对？”随后，他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接班人培养的建议。在此之际，毛泽东决定反对刘的立场已然坚定。年底时，与刘的再次冲突犹如火上浇油，推动毛泽东开始布局部署，派遣江青前往上海，以此迈出了实施行动方案的第一步，仅此而已。
江青此次赴上海，肩负着两项使命，一明一暗。明面上，她致力于京剧革新，着手对《智取威虎山》进行改编；而暗中，她则策划撰写批判《海罢》的文章。由于柯庆施自上年7月14日起因病离开上海，前往外地疗养，直至65年4月9日在成都离世，期间未曾返回上海，养病期间亦未再过问上海市委事务。因此，江青此次抵达上海，负责与市委联络的应是当时主持工作的陈丕显。因为，尽管江青与张春桥在京剧改革上已有密切合作，彼此颇为熟悉，然而，若要策划撰写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绕过上海市委的同意是绝不可能的。即便张春桥胆识过人，但在党的组织原则下，他亦不得擅自行动。” 《张春桥：1949》
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在其著作《我的文革岁月》中回忆道，1964年夏日，柯庆施于北戴河疗养之际，特地召见张春桥，并对其下达指示：“姚文元须全身心投入，为江青同志撰写此文要紧文章。”四人帮覆灭后，在其搜查到的笔记本中，竟赫然记录了柯庆施的这番话语，而审判过程中，负责主持的工作人员亦均曾目睹此句。然而，书中并未透露柯庆施话语及资料引用的具体出处。
前文提及，江青在1964年夏日，即全国京剧观摩会演期间，是先找到的李希凡。由此推断，她不可能一边在北京物色人选，一边又委托柯庆施在上海另寻他人。江青第二次接触李希凡，是在《人民日报》四清工作组即将下乡之前，此段时间应为秋冬季节。在李希凡再次未予回应后，江青方转而南下上海，寻求其他人才。基于此，关于柯庆施在北戴河的陈述，实有可疑之处。
张春桥身为市委负责文化宣传的书记，并未亲自临阵，而是选择了幕后操作，由年轻的姚文元站出来，担当主要角色。尽管有人认为这反映出张春桥的老练与谨慎，对政治风险有着深刻的认识，但这恐怕并非全部。更有可能的是，这种安排体现了上级意志的贯彻。
中国历代君主在管理权臣时，常采用“以小制大”的策略。毛泽东先生一贯倡导“小人物”向“大人物”发起挑战。这一理念在学术领域具有显著的积极价值，能够有效促进学术的进步。而在政治层面，小人物往往沦为权力的工具。（《朱永嘉口述：文革初期两段难忘的历史记忆》）就毛泽东而言，以“小人物”的身份挑战“大人物”，往往能游刃有余地操纵局势，进退有度。若挑战得手，便是新生力量战胜了陈旧势力；倘若出现失误，则可以借口年轻气盛、经验尚浅，甚至被作为替罪羊，置之不理。戚本禹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无论如何，那些被利用的小人物总会满怀感激，忠心耿耿，全力以赴。
姚文元
姚文元是毛泽东青睐的“小人物”。1957年2月6日，《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这是他首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紧接着，2月16日，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及：“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撰写了一篇文章，我认为写得相当不错。”因此，姚文元受到了上海市委的高度关注，并迅速被选为出席三月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上海代表团成员。（叶永烈：《姚文元传》）10日下午，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上海代表团成员，并在谈话中再次提及了姚文元。6月10日，《文汇报》刊登的姚文元的《录以备考》一文，再次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随即，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于6月14日进行转载，并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以《<文汇报>在一段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为题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对姚文元给予了高度赞扬。一时间，姚的名声迅速崛起，他一跃成为上海作协的党组成员。彼时年方26岁。1958年，他被调至上海市委新创办的《解放》杂志编辑部，担任文教组组长一职；至1961年底，他又转任《解放日报》编委会成员兼文艺部主任。
姚文元的人生发展与辉煌，离不开张春桥的提携与悉心指导。在姚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导致其人生陷入低谷之际，正是张春桥伸出援手，将他调入《萌芽》编辑部，从而让他摆脱了原单位所遭受的不公歧视。在反右运动期间，张春桥提前泄露了关键信息，使得姚文元得以创作出其著名的作品《录以备考》。张春桥还提议将姚文元调任至《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张春桥与姚文元不仅是同窗之谊，更是师友情深，早在1950年代便建立了深厚且紧密的合作关系。
姚文元起初凭借文艺评论崭露头角，然而他的关注焦点始终集中于政治批判。毛泽东将姚文元定位为党在意识形态战线的先锋，姚文元也自觉承担起这一角色，主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寻求突破，以主人翁的姿态捕捉“猎物”。鉴于他并非这些领域的专家，他所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批评难免有所偏差，因此被人戏称为“棍子”，被视为“无处不在的挑剔者”。然而，他乐在其中，因为他从正面解读这一角色，并且深知这是党组织的需求，有市委的坚定支持。
江青固然对姚文元有所耳闻，却直至此次上海之行才有幸与其谋面。三月某日上午，姚文元刚踏入《解放日报》社的办公场所，便接到了张春桥的电话，催促他即刻前往。姚文元需向报社致意，但张春桥却表示无需多此一举，直接前来即可。他被告知此事需严格保密，切莫让旁人知晓。姚文元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抵达指定的大饭店，因车辆简陋、着装随意，遭到了守卫的盘查。步入大厅，他见到张春桥正与一位神态庄重、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在等候。经张春桥介绍，姚文元方才得知这位正是江青，是她有意寻求他的见面。江青从皮包里拿出一本1961年第1期的《北京文艺》，里面刊有吴晗的《海瑞罢官》，介绍说，这是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需要批判。姚文元接受了任务。 在即将告别之际，江青将《北京文艺》杂志递至姚文元的掌中。（根据王文正口述内容，由沈国凡执笔采编：《以共和国名义裁决》，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品评《海罢》，必须对海瑞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认识。姚文元在文艺评论领域，却对历史知之甚少，只得临时抱佛脚——匆忙补习明史，并向专家请教。彼时，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众青年教师，包括朱永嘉、王知常、朱维铮等人，自发结成一支笔耕不辍的团队。他们以“罗思鼎”这一笔名，寓意成为革命事业中的螺丝钉，投身于撰写历史文章，并将这些作品陆续投诸报刊之上。1964年，我受上海市委委派，被集体借调至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工作。随后，我独立组建了上海市委的写作班。本班设有文艺、哲学与历史三大小组，朱永嘉老师担任历史组的组长一职。位于丁香花园。
在春末夏初的3、4月之际，姚文元造访了丁香花园，寻访朱永嘉。他透露，市委委派他撰写一篇与海瑞相关的明史文章，并恳请朱永嘉协助搜集相关资料。朱永嘉对姚文元并不熟悉，只是听闻其名，未曾谋面。尽管他们曾在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共事，且姚文元还担任该刊编委一职，但这却是朱永嘉与姚文元的初次见面。朱当时对写作的宗旨与批判的焦点一无所知，他所提供的给姚文元的资料，正是吴晗编纂的《海瑞集》。该书大致收录了关于海瑞的全部基础信息。此外，还包括了吴晗撰写的《论海瑞》一文。将吴晗的著作和文章呈交给姚文元，并非作为批判的反面教材，而是作为正面参考提供给他的，鉴于吴晗在明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朱永嘉
随后，朱永嘉接连挖掘出《明史》、地方志及笔记中的相关记载，并将其一一呈递给姚文元。在姚文元执笔之际，他频繁地向朱永嘉咨询某些具体的历史事实，以及如何解读相关资料。大约在五月或六月，姚文元完成了初稿的撰写。然而，直至9月第八稿问世，朱才得以目睹全文，方知这是针对吴晗的《海瑞罢官》展开的批判。他不禁感到惊讶。回顾63年，吴晗曾来沪参会，与朱永嘉有过交流，并在明史问题上向他请教，由此给吴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一度有意将其纳入门下，收为学生。朱在复旦已师从陈守实先生，若转而再拜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为师，似显不妥，故未应声。面对这篇批评吴晗的文章，朱永嘉感到无言以对，更别提问候了。他所能做的，便是协助核实资料，诸如退田、投献、平反冤狱、整治吴淞江，并注明引文的出处。他还与姚某进行过一番讨论，姚某问道：“你如此严厉地批评吴晗，简直上升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姚某的回答是：“这个你就无需过问了，帮我确保资料准确无误即可。”
胡锡涛是姚文元在华东内刊文艺组唯一的兵，两人共用一间办公室。据他回忆：1965年4月，内刊从丁香花园搬入宛平路11号那幢三层楼，办公室在三楼。“我的办公桌是很小的一张，而在右侧有两张大写字桌。公务员说是为姚文元准备的，他写文章要大桌子。五一节过后不久，姚大摇大摆来了，我弄不清他来干什么，但他是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长，是我顶头上司，我不管他的事。……直到过了近一个月，我在周末过组织生活时，听林学渊讲：姚文元在写评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这件事。我未曾深究，毕竟姚常撰写批判性文章，便以为此次也不例外，仅是其个人兴趣使然。……自五月起，历经断断续续的六个月时光，我投入了近十稿的打磨。……在完成第八稿之际，他主动邀请我审阅稿件。（平时不看他的稿件），还叫我提意见。“（邓伟志：《评柯庆施》）
张春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负责组织和策划。在接待江青的过程中，他始终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在看戏时，即便是昏暗的剧场，他也能用笔在小本子上细心记录下江青随性而出的每一句点评和指示，随后整理并传达给剧组，以确保遵循并加以改进。他对江青可谓是言听计从，有求必应。然而，尽管如此，张春桥也深知江青善于借势生威，言过其实。毕竟，海瑞是毛泽东曾经赞扬并推崇过的，因此在接受批判《海罢》的任务后，他心中仍有些许不安。于是，他特地前往北京，深入调查，核实情况，以确保“是否可以批判”的决定是正确的。主席曾提及，他未曾鼓吹过创作以海瑞为主角的剧本，而仅仅是在湖南期间，向彭德怀推荐了观看《生死牌》这一剧目，剧中涉及了海瑞的形象。主席返京后，便查阅了《明史》，发现海瑞并未曾在湖南任职。他还提醒各位同志，事情便是如此简单。”（1966年5月6日，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毛虽未明确给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然而，他提及“未曾倡导过撰写海瑞”的寥寥数语，实则透露了其立场，令深知其言外之意的张春桥得以安心，从而放下心头重石，大胆一试。
姚文元在创作过程中，每完成一稿，都会先呈送给张春桥审阅，并根据其意见进行修改，甚至有时张春桥本人也会直接进行修改。除了张春桥，似乎并没有其他人参与到这一过程中。然而，在1966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上海举办的《海瑞罢官》问题座谈会上发言时，透露了更多信息。他提到，在第六稿完成后，又邀请了大约四五位同志参与讨论，并进行了多次修订，至八月底形成了一篇初步稿件，并分发给十余位同志征求意见。这四五位同志是否属于罗思鼎组织成员？而那十余位同志具体是哪些人呢？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此事承受了巨大的风险，并且严格保密。得益于主席的许可，我才敢于组织撰写这篇文章，对外严守秘密，历时七个月，修改无数。每当春桥同志来到北京，总有人暗中探询。有一位反革命分子推测，这定与批判吴晗有关。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但这也仅是涉及戏剧创作，如听录音带、修改音乐等。然而，实际上我们也在暗中藏匿了《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一旦他们得知此事，必将扼杀这篇文章。”
历经半年时间的悉心打磨与多次修订，文稿终于十易其稿。为此，《解放日报》特地设立了一个“保密车间”。第九稿被排版成大字本，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作出修改。最终，在上海市委的集体讨论中获得一致通过。这一过程恰好在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前夕。作为文章资料的提供者，朱永嘉有幸列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于康平路165号楼北向的一间宽敞的会议室中举行。陈丕显在室内步履匆匆，来回徘徊，而曹荻秋则时而端坐，时而站立。”陈丕显向张春桥强调，此事至关重要，务必认真对待，若处理得当，将功不可没。杨西光向姚文元咨询，打算给吴晗扣上何种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是其他？姚文元的回应是顺其自然，按实际情况而定。杨西光继而询姚文元，是否知晓吴晗曾为秘密党员。姚文元回应，对此已不再深究。曹荻秋对文章的具体细节亦提出了一些看法。当文章见诸报端之晨，陈丕显便致电姚文元，对他文章的发表表示了祝贺。（《朱永嘉口述：对文革初期两段历史的深情回顾》）
然而，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张春桥与陈丕显均未曾承认批判《海罢》之举与上海市委存在关联。1966年12月23日，张春桥在会见上海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工人代表时明确表示：“批判《海罢》一事，与市委毫无瓜葛。”在四人帮覆灭之后，陈丕显亦宣称：“批判《海罢》与上海市委并无任何关联。”
这无疑是一种颇具深意的现象，从中人们可以明晰地辨识出政治言论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差异，亦或是政治宣传与历史真相之间的界限。张春桥在提及此事时，将批判《海罢》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认为其功勋卓著，备受赞誉，一时风光无限。与此同时，各级党政领导纷纷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言人，开始遭受批判。张春桥与市委在运动的发展方向上存在明显的政策分歧，他意图摆脱市委主要领导的身影，不愿与他人共享荣誉，因此有了这样的言论。然而，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时局变迁，批判《海罢》被揭露为一场阴谋，一种罪恶，受到广泛的谴责。陈丕显自然需要与其划清界限。政治人物出于某种需求，考虑到政治因素，在诸多语境下，常常会言不由衷，说出一些自相矛盾、与事实不符甚至与事实相悖的言论。
这一现象同样存在于毛泽东关于他与批《海罢》关系的不同表述上。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卡博、巴卢库，谈及文革时说：“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同年5月毛接见一外国军事代表团，介绍文革时又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一些部门、某一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就是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
毛泽东的表态，两次各异，皆因所处情境迥异。在1967年2月初，尽管刘少奇已被免职，处于闲置状态，然而批资反路线、一月夺权以及权力的重新分配，导致包括陶铸在内的众多党政军老干部遭受冲击并被打倒，这引发了党内高层的强烈不满与不安，甚至不久后出现了二月逆流。在毛泽东看来，倒刘的局面尚未完全明朗，仍有变数，因此在关键节点上，他选择了推诿的言辞。然而到了5月，二月逆流被彻底击败，戚本禹的批判刘少奇的重量级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见诸报端，倒刘的胜局已定，毛泽东的心情大悦，真情流露，坦诚相待，如实告知。
11月4日，在就姚文展开与上海市委的讨论之际，受张春桥之托，《文汇报》总编陈虞孙于上海文化俱乐部主持了一场座谈会。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等学者受邀出席。“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为人正直。解放前，他是一位勇敢的民主斗士；解放后，他忠诚地跟随党的步伐，深受毛主席的信任。怎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硬扯在一起，这不是让无辜者陷入罪责吗？”与会者一致认为，姚文需要进行大幅修改后才能发表。
姚文之所以挑选在《文汇报》而非党报《解放日报》发声，实则看重了《文汇报》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深远的影响力。通过引发对文章的讨论，姚文旨在将那些认同、赞同乃至同情吴晗观点的知识界人士一一揭示，为后续的广泛批判奠定基础。座谈会本质上是一场局限在少数人中的舆论试探，同时也传递了一种立场。众人误以为真的提出批评，然而目睹关键内容依旧一字未改地公开发表，才恍然大悟，痛苦不已，感觉自己又上了当。周予同就因为之前的发言，后来被指责为“反共老手”。然而，这些与会者，自然也包括座谈会的组织者张春桥，并未意识到，此次活动的真正目的已不再是针对57年的知识分子，而是隐藏着更为深远的政治行动与目标。知识分子在这里，不过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牺牲品而已。
11月10日，《文汇报》推出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场由倒刘斗争引发的文革运动因此而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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